在武漢封城兩個月後，該市下達了解除封城限制的「離漢政策」，取消市內跨區卡點，持有健康碼「綠碼」的居民可以自由進出，公共交通也將逐步恢復。儘管武漢累計有5萬人確診，2500人死亡，至今仍有數千人接受治療，但近日已無新增確診病例。兩個月的封城，武漢市民以犧牲個人自由阻擋新冠病毒向外擴散，也向世界證明嚴格的封城確實有效。
這個當初被視為「殘酷」、「集權」、「不人道」的武漢封城課題，現在輪到疫情嚴重的西方國家來演繹了；但是，人們能看到更自由、更民主、卻同樣有效的封城模式嗎？過去兩個月，外界看到中國各地如何粗暴執行隔離管制：警察砸毀民眾的麻將桌，管理員將居民住家大門以鐵條封住，鄰省居民挖斷馬路以阻絕湖北人進入。住在北京的外國人批評，中共用「對待動物」的方式管制人民；擁有澳洲籍的女性拒絕接受居家隔離規定，堅持不戴口罩要出外慢跑。這些，除反映了東西方的價值差異，恐怕也存在著人們面對病毒的無知和頑固。
對疫情管制的抗拒或漠視，在台灣也有頗多例子。例如，依規定應該居家檢疫的人卻出外趴趴走，完全不覺得自己可能將病毒傳播給其他民眾。再如，因為學校停課而應居家管理的高中生，卻出現在阿嬤的麵擔幫忙；雖然孝心可感，卻有違防疫隔離原則。再如，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之子，身為醫師卻在疫情期間出國看球賽，固辯稱美國當時仍未列為「三級」故不違法；但政府二月即下達禁止醫護人員出國令，難道只是說給普通基層庶民聽的？
這波新冠肺炎疫情帶給人類最大的考驗，不是加深了我們對未知的恐慌，也不是如何搶購口罩等物資，而是強迫人們必須和他人保持距離，必須強制改變「樂群」的習慣，包括犧牲個人自由。這點，正是公衛專家教大家在防疫期間必須自我練習的一課──「社交疏遠」（social distancing）：要省去平日見面時的握手、擁抱、親吻等禮儀，排隊時應採取「芬蘭式距離」，彼此應相隔在一公尺以上，這都是疫情期間必須不斷練習的新社交法則。
從這個角度看，不論是小至接觸者或歸國者的居家隔離，或是諸如武漢那樣的封城，乃至近日全球許多國家都採取的「鎖國」，都可以算是不同程度與規模的「社交疏遠」的實踐。一名以色列醫師最近極力告誡年輕人：回家時，「千萬不要擁抱阿公阿嬤」，他就是在倡導「社交疏遠」的練習，避免把病毒帶給家裡身體健康比較脆弱的長者。
事實上，「社交疏遠」並不是最近的發明。百年前，西班牙流感疫情大流行期間，美國就採取了關閉學校、關閉工作場所、取消群眾活動等措施，目的就是避免人潮聚集而產生不必要的交叉感染。當時，科羅拉多州的甘尼森宣布封城兩個月，不准任何車輛進入該城，使當地在疫情之中無人死亡。研究還發現，「社交疏遠」措施必須嚴格落實，才會有明顯效果；學者比較了當時費城和聖路易兩市的作法，費城的關校、禁止公眾集會等措施慢了五天，傳染率因此高了三至五倍。這類的教訓，都記在歷史上，只是人們忘記罷了。
兩個月前武漢封城時，全球都在看習近平要如何搶救中國的絕命的危機；但兩個月後，同樣棘手的問題落到了義大利和美國手上。尤其美國，22日一天之間增加了8300多例確診者，使得累計確診數驟升到3萬5000多例，川普總統面對疫情而不作為使危機不斷擴大。同樣的，中國大陸除面對境外移入案件增加，也要小心境內本土案例重新復發的可能。未到最後關頭，誰也無法宣稱勝利，人們必須不斷練習社會疏遠的冷酷習題，改用網路來表達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