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證據顯示，至少在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由女性領導人治理的國家，新冠肺炎致死率遠低於由男性領導人掌政之國。儘管這股趨勢未必禁得起第二波或甚至第三波疫情的考驗，箇中原因仍值得探討。


在全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最多的美國，總統川普公開談論疫情時展現的大男人主義言行，包括之前硬是拒戴口罩，每每引來驚愕和嘲諷。在死亡病例緊追在後的巴西，總統波索納洛也對這個流行病嗤之以鼻，認為不過是「小流感」。

相形之下，在新冠肺炎危機處理大致得宜的德國，總理梅克爾在全國電視演說中以冷靜、清晰的口吻，向民眾解釋疫情嚴重性並呼籲團結抗疫，備受好評。在至今新冠肺炎病故人數僅22例的紐西蘭，總理阿爾登在自宅透過臉書直播與紐國民眾溝通，既平實、親民、有說服力，同時又撫慰人心。

在新冠肺炎死亡264例的挪威，總理瑟爾貝克向國人說：「太多事情同時發生，恐懼是OK的。」她在坦承脆弱感的同時，也投射出堅強的能力。

比較男性和女性領導人的抗疫表現，可能落入性別刻板印象或個人好惡的窠臼。為避免只根據傳聞軼事做評斷，利物浦大學的Supriya Garikipati和雷丁大學的Uma Kambhampati採用統計至5月19日的數據，依據人口、經濟、性別平等、旅遊開放度、公衛支出和老年人占比等因素，比較19個女性領導的國家與其「最近鄰國」的抗疫表現。（台灣由女總統蔡英文領導，且至今新冠肺炎病故僅7例，但因不屬於聯合國會員，而未列入這項調查。）

結論十分清楚：由女性主政的國家，平均而言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只有男性統治國家的一半。何以致此？

一部分原因是，女性領導人下達封鎖抗疫令的時間通常比較早，因此更有機會平抑全國疫情曲線。舉例來說，阿爾登稱這種做法是先苦後甘；在100天未出現本土病例後，最近紐國新增確診病例又竄升，促使她再次下達暫時封禁令。這更令人想問：為什麼女性領導人做這類棘手決定時，比男性更迅速果決？

彭博資訊專欄作家克魯斯（Andreas Kluth）指出，理由之一是，女性比較厭惡風險，而多數研究結果支持這種論點。不過，世界各國領袖今春面對的不只是風險比較高或比較低的問題，而是在「人命損失」和「經濟損失」兩種風險之間作取捨。因此，誠如報告執筆者指出，男性與女性領導人之間的差別在於，女性領導人寧可選擇走人命損失風險較低但經濟風險較高的路，而男性領導人選擇走相反的路。當然，久而久之，人命損失與經濟損失之間變得密切相關。

女性通常與國民溝通的方式也不同。長久來的假設是，女性領導人傾向採取「較民主或鼓勵參與」的溝通方式，男性傾向「較獨斷或發號施令」的溝通風格。這難以舉證證明，但研究員仍在探究女性領導人在做決策時，是否在領導風格中融入更多的同理心或更訴諸情感。

人際關懷、同理心和參與式的作風，顯然在號召全民對抗疫情方面有幫助。這需要建立並維繫一種全民共識：這是一場嚴重威脅，為保護他人有必要做犧牲，必須在個人自由與公衛考量之間作權衡。向全國公民做這種喊話，對政治強人似乎特別難說出口，但對其他領導人，不論是女性或男性，可能相對容易。

儘管個人領導風格往往超脫性別框架，比方說有「鐵娘子」之稱的已故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會如何因應新冠危機，無從得知。話雖如此，從目前為止疫情期間呈現的態勢來看，多多運用「較女性的領導風格」是有助益的。目前193個聯合國會員國中，僅19國由女性領導，顯示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