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許多人談論，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經濟衰退後，美國經濟最終會以哪一種字母的形狀復甦。滿心期待的政治人物無不預測一個V形，代表經濟將像當初急遽下降那般強勁彈升。悲觀者則預測一個U形，代表美國經濟將深陷於惡劣的泥淖一段較長的時間。如果經濟經歷二度衰退後才展開復甦，那麼形狀將是W形。若干證據顯示，這種分叉的復甦已經展開，至少到了相當程度。但在衰退與復甦中，這是一個經常可見的現象。而且經濟擴張的第一階段往往無法看到復甦的全貌。隨著復甦轉強，較低收入家庭獲得的利益將明顯增加。

這種情況在這一次的復甦也可能發生。美國不同教育程度的勞工失業率在今年春季大幅飆升，反映出新冠病毒疫情和封鎖令導致勞動市場急速凍結。但較低教育程度勞工的失業率在這段期間上升的幅度，明顯比高教育程度勞工大。

從2月到4月，當新冠疫情開始重創美國經濟時，超過25歲的高中未畢業的勞工失業率升高了15.5個百分點。相同年齡階層、但有較高學歷的勞工失業率只升高4.6個百分點。今年春季生產力成長激增和薪資快速攀升的主因是勞動力發生變化，其中屬於較低薪資、較低生產力的勞工，在一波波裁員中首當其衝。

這個模式並沒有不尋常之處。在2008-2009年大幅衰退的高峰，勞工的平均薪資提高了約0.7個百分點，這有一部分反映了和現在相同的情況。在大衰退期間，沒有高中畢業文憑的勞工失業的比率增加了8個百分點，而大學畢業的勞工失業的比率只增加3個百分點。

但隨著經濟停止收縮並開始擴張，不同階層的勞工和家庭經濟收入通常會重新恢復平衡。當經濟從大衰退開始緩慢且穩定地復甦時，較低收入和較弱勢的勞工收入改善的速度也會開始加快。

大衰退在2009年夏季正式結束，但失業率又經過四或五年才恢復到衰退前的長期平均水準。在那段擴張期的最後幾年，沒有高中學歷勞工的就業市場比大學畢業勞工還緊俏，意即前者較容易找到工作，薪資增加速度較快。根據我的計算，在瘟疫之前的三年，輟學生勞工的失業率只有長期平均水準的約三分之二，相較於大學畢業勞工失業率是平均水準的約90%。

在大衰退復甦的頭三年─從2009年中到2012年中─底層十分之一勞工和頂層十分之一勞工的每周薪資分別增加2.1%和3.3%。底層勞工的薪資增加速度大幅落後。但在復甦最後三年，即從2016年中到2019年中，底層勞工的薪資成長速度最快，在三年間增加16%，而頂層勞工的薪資只成長8.5%，增速只有底層勞工的略超過一半。

有殘障的勞工就業率從2014年的低點到今年春季瘟疫之前增加了21%。而且傳聞證據顯示，隨著經濟擴張，有重罪前科者找工作也更加容易，達到和傳統弱勢人口勞工一樣容易，原因是僱主比較不會對求職者做背景查核。

有許多理由相信，正確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可以在從瘟疫的衰退復甦持續中創造類似的情況。K形復甦的情況是，低收入和較弱勢的勞工與家庭對經濟景氣循環較敏感，他們在衰退期間遭到的打擊較大，但如果經濟回溫的熱度夠高，他們從持續的擴張受益也較大。

另外，如果採用更長期的觀點，就更能對低薪資勞工的未來有樂觀的理由。在我寫的書《美國夢未死：（但民粹主義可能殺死它）》（The American Dream Is Not Dead: But Populism Could Kill It）裡，我描寫過去數十年一般勞工和家庭經濟成功的故事。勞工在這段期間曾面對艱難的挑戰，包括在大衰退期間。

但美國勞工很有韌性，並且已經克服那些挑戰。我計算在截至2019年的過去30年間，一般勞工的通膨調整後薪資增加了三分之一。底層20%家庭的收入（調整稅負和政府轉移支付後）增加約三分之二。我發現底層20%家庭長大的人有86%通膨調整後的家庭收入，超過他們父母輩在類似年齡時的收入。

復甦不平均的憂慮可能導致政府制訂不利於生產力的政策。例如，對企業和富裕家庭增稅─正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所提議，將使所得更加平等，但也將減緩經濟復甦的速度，進而傷害低薪資勞工。

如果能採用正確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經濟擴張的利益終將惠及低收入家庭和弱勢勞工。但這不應該是國會自滿的藉口：國會有義務通過現在就花錢支持陷於困頓的勞工、家庭和企業的法案。

這的確是美國此刻最需要的。經濟復甦的速度愈快，復甦的利益也將愈快流向低所得勞工和家庭。如果美國的復甦是這種情況，那麼「K」將是一個皆大歡喜的復甦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