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哲學家伊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借用希臘詩人阿爾基羅庫斯的名言：「狐狸通曉百事，刺蝟獨執一務。
伯林寫道：「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大鴻溝；其中一方把一切事務都連繫到一項單一、通用且結構緊密的原則上，單單這項原則就是一切，且無比重要，這就是刺猬；另一方則追求諸多目標，而這些目標經常互不相干，甚至相互矛盾，這就是狐狸。」

兩大超級強權爭霸

伯林在文章中談的是寫作者，但這項差異也適用於強權政治領域。今天全世界有兩大超級強權，就是美國與中國。美國是狐狸。借用伯林的話，美國的外交政策「很零散，或是擴散，多向發展」；反觀中國，則是刺猬：把一切事務都連繫在「一種堅決不變、萬流歸宗，有時自我矛盾且不夠周延，有時既狂熱又統一的內部視野上」。

50年前的7月，美國外交界的老狐狸─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飛往北京，肩負一項日後根本性改變全球權力均勢的機密任務。當時的戰略背景是尼克森政府很難光榮且不背信地從越戰中全身而退。

當時美國國內情勢之紛亂、暴力，遠超過2020年所見到的情況。1971年3月，美軍威廉．凱利中尉因越南美萊村屠殺案被判處22項謀殺罪成立；4月有50萬民眾在華府示威，反對美國介入越戰；6月紐約時報開始公布「五角大廈文件」，即「美國─越南關係，1945-1967：國防部研究」報告。

季辛吉到北京會見中國總理周恩來，可能是他職涯最風光的時刻。這位美國國安顧問是狐狸，有各種不同的目標。主要目標就是爭取中方邀請他老闆尼克森隔年訪問北京。

但季辛吉也想要中國協助美軍撤出越南，並希望擴大中─蘇裂痕來對蘇聯施壓，以拖住核武競賽的步調。季辛吉在會面聲明中，列出了六個以上的討論議題，包括南亞的激烈衝突，而此一衝突最終導致孟加拉脫離巴基斯坦而獨立。





長久以來的議題

周恩來則做出刺蝟式的回應。他只提出一項議題：台灣。他一開始就告訴季辛吉說，「如果這項至關重要的問題不解決，則（美─中關係的）整體問題將難以解決」。

周恩來的主要目的，就是說服季辛吉同意「承認中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且「台灣省」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須回歸祖國」；依此，美國必須從台灣「撤出所有武裝力量，並拆卸所有的軍事設施」。

季辛吉所謀者多，已準備對中國的訴求做出關鍵性的讓步。他對周恩來表示，「我們並不倡議『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解決方式。」他接著說，「身為學歷史的人，我的預測必然是政治進化可能會如總理先生指引我的方向」。再者，「如果東南亞（指越南）的戰爭能結束，我們可以在總統（指尼克森）這一任期內解決有關軍事問題的主要部分」。

當周恩來問他對台灣獨立運動的看法時，季辛吉顧左右而言它。之後無論季辛吉提出任何議題，包括越南、朝鮮半島及蘇聯時，周恩來總是把談話拉回到台灣，表示「這是我們兩者之間唯一的問題」。周恩來問道，美國是否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政府，並使雙方外交關係正常化？季辛吉回答，Yes，在1972年總統大選之後；周又問，台灣是否將被排出聯合國，而由中國取代台灣在安理會的席位？季辛吉再度回答，Yes。

半個世紀很快過去，而相同的問題─台灣，仍然是北京的第一優先。歷史的演進並未完全符合季辛吉的預測。的確，尼克森依照計畫訪問中國，台灣也被排出聯合國，且在卡特總統任內美國廢除了1954年與中華民國簽訂的協防條約，但美國國會也通過了「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中指出，美國會認為「任何以非和平方式決定台灣前途的作為，包括杯葛或禁運，都是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且美國將嚴肅關切」；並承諾美國政府將「使臺灣能夠獲得數量足以使其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的防衛物資及技術服務」；而且「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對中國這種刺猬而言，美國雖未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但同時卻承擔台灣的安全與自治現狀，這種曖昧的作法仍然是一種無法容忍的事態。

國際均勢重新洗牌

時移勢易，1971年之後國際權力均勢已重新洗牌，且遠遠超過季辛吉當時的預測。50年前中國還是一窮二白；儘管人口眾多，但經濟規模只有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一小撮。然而依據國際貨幣基金估算，若以美元當下的匯率計，今年中國的GDP將達到美國的四分之三；若依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早在2017年便已超越美國。

與此同時，台灣也步上繁榮；不僅成為亞洲最先進的經濟體之一，台積電更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晶片製造業者。台灣民眾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因應，也是全世界最成功者（僅十人喪生）。

一如哈佛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鉅著《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所述，中國經濟崛起最初為美國決策官員所歡迎，但最終可能對美國構成威脅。現任強權與新興強權之間的衝突，從西元前431年起一直就是世界政治的特點之一，當時「雅典的實量壯大，令斯巴達深以為戒」，並引發戰爭。唯一令人驚訝的是直到川普主政時，才喚醒美國民眾正視中國力量成長對美國造成的威脅。

川普在2016年競選時，就指中國是美國製造業就業的主要威脅。他入主白宮第一年先按兵不動，到2018年開始對進口中國產品加徵關稅。之後他又使「貿易戰」快速升高到類似於「二次冷戰」的層次，涵蓋科技、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的競賽。他的外交政策「班子」撿起了反中國的球，玩得不亦樂乎。民眾一片叫好，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反中情緒急速升溫。

川普本人可能是隻刺蝟，只有一個念頭，就是關稅。但外交政策在國務卿龐培歐主導下，很快就回到狐狸模式。龐培歐對北京丟出了諸多富有想像力的議題，從華為科技依賴進口半導體，香港民運遭到鎮壓，到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的源頭等，不及備載。

美國的戰略性模糊

無可避免的，台灣也登上了清單，但增加對台軍售及外交接觸還不是重頭戲。當外交關係協會自以為是的大咖理察．哈斯（Richard Hass）去年主張美國應結束「戰略性模糊」，且全心承諾美國將堅持台灣自治時，川普政府內部沒有一個說這是個「了不起的構想」。

但當龐培歐去年6月在夏威夷會晤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楊潔箎，猜猜看楊潔箎如何開場？他說道：「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美─中關係的政治基礎。」

由於川普成功地將美國菁英及輿論導向更為「反中」的立場，因此去年拜登競選時也毫無選擇地必須跳進去。有些令人意外的結果是他主政後，在許多方面比川普更偏鷹派。

川普可不是個冷戰分子。前國安顧問波頓在回憶錄中指出，川普喜歡指著簽字筆（Sharpie）的筆尖說，「這是台灣」；然後指著橢圓形辦公室的堅毅書桌（Resolute desk）說，「這是中國」。他曾對一位共和黨參議員說道，「台灣離中國就像只有2英尺，我們遠在8千英里之外。如果他們進攻，我們沒什麼鳥事可幹。」

川普不大在意人權問題。對於香港，他說，「我不想介入」，而且「我們也有人權問題」。當習近平告訴他有關新疆勞改營的情況時，川普認真地說，「這沒有問題」。對於天安門事件30周年，川普問「誰在乎這事？我要全力（與中國）達成一筆交易」。

新疆引爆新話題

反觀拜登政府對人權問題則是說到做到。自從布林肯出任國務卿以來，他在每一項聲明中不僅指中國是戰略性對手，還是違反人權者。今年元月時，他指中國政府對待新疆維吾爾族的做法是「致力於種族滅絕」，並保證將延續龐培歐的政策，增加與台灣的交流。2月時他又以香港、新疆、西藏，甚至緬甸問題痛批楊潔箎。3月初美國政府對剝奪香港自治的主管官員予以制裁。

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加入拜登政府之前，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文章，主張「採取有意的行動來威懾中國的冒進主義。這意味著應投資於長程傳統巡弋飛彈與導彈，無人艦載式攻擊機及水下載具，導向飛彈潛艇，及高速打擊武器」。他並表示，華府必須與他國合作，將美軍分散部署在整個東南亞與印度洋，以及「使敏感產業回歸本土，並與中國『 管理性的脫鉤』。」

拜登政府在許多方面都延續川普的中國戰略，令人驚訝。貿易戰迄未結束，科技戰亦然。拜登政府除了當真把人權當回事之外，與川普政府之間唯一的重大差異，就是在威懾中國的過程中，非常強調盟國的重要性，尤其是美國、澳洲、印度與日本組成的「四方聯盟」。一如布林肯三月三日的重要演說中所言，對美國而言，「要以強勢的立場與中國交往，必須與盟國及夥伴合作，因為我們凝聚的力量是中國非常難以忽視的」。

當坎貝爾對雪梨前鋒晨報表示，如果中國繼續對澳洲實施目前的經濟壓制（因為澳洲政府要求對新冠肺炎病源進行獨立的調查，導致中國報復），美國「不會把澳洲單獨留在此一戰場上」之際，他的主張已轉化為具體行動。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也敵愾同仇。3月12日拜登主持了「四方聯盟」視訊峰會。

中國難改刺蝟本色

中國的作法仍不改刺蝟本色。幾年前習近平的一位經濟顧問就曾告訴我，收復台灣是習近平最重視的目標，這也是他終結了中國國家主席只做兩任（十年）慣例的原因。基於這項最主要的原因，習近平已經大舉擴張中國的陸、海、空軍實力，包括陸基的東風─21D飛彈，足以擊沉美國的航空母艦。

儘管美國的多工的狐群不斷追加一大串對中國的怨懟，但中國刺蝟卻一直在厚積著統一台灣的力量。 據通曉台灣國安情勢的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記者葛天樂（Tanner Greer）表示，人民解放軍「擁有的系統，能夠與幾乎每一套台灣能用（或未來能夠買到）的系統匹敵，而且還有一些能夠超越台灣所有戰力的系統」。更重要的，則是中國已經開創出「區域反介入／拒止／（AAA/D）」能力，使美軍不得接近台灣。喬治華盛頓大學專家亨雷（Lonnie Henley）2月在國會做證時指出，「如果我們能夠癱瘓（中國的整合防空系統），我們就能在軍事上獲勝，否則我們可能無能為力」。

身為一個學歷史的人，借用季辛吉的話，我看到一種非常危險的情勢。美國在本身的軍事力量已經減弱之際，卻對台灣提供更強有力的口頭承諾。當一項承諾說得「堅若磐石」，但事實上卻是以沙築塔時，雙方都做出誤判的危險。

擔憂的人並非只有我而已。印度─太平洋區美軍指揮官海軍上將戴維森2月在國會做證時就提出警告，表示中國可能在2027年之前攻台。3月初時我的專欄作家同事哈斯丁（Max Hastings）也強調，「台灣在（中國）民眾之間所挑起的民氣，一如60年前古巴在美國人民心中的感覺一樣」。

美日台攜手 有助反制中國

美國海軍上將史塔萊迪（James Stavridis）最近出版的新書《2034：一本下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說（2034: A Novel of the Next World War》中寫道，中國海軍突然包圍台灣，是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橋段（美國以核彈攻擊張江鎮，美國的聖地牙哥與加爾維斯敦也隨即遭到摧毀）。或許書中最有問題的部分，就是時間，亦即預測在13年之後。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歐斯林（Misha Auslin）已經在想像美中最早將在2025年爆發海戰。

海軍上將預言戰事

卜威爾（Robert Blackwill）與澤里可（Philip Zelikow）最近為外交關係協會撰寫的一篇重要研究報告中，為美國政策提出四種選項，他們偏好其中的最後一種：

美國至少應該與日本及台灣演練一套平行計畫，以反制中國任何將國際力量阻絕於台灣之外的封鎖，並預備供應台灣最為需要的軍備以協助台灣自衛，包括預先在台灣部署美援物資，含戰備存量。美國與盟國將訂出可靠且明白的計畫，以因應中國對台灣的進攻，包括斷絕與中國所有的金融關係，凍結或掌控中國的資產等。

兩位作者認為現況將無法維持，這點相當正確。但他們所有強化對中國威懾力的主張，卻存在三項核心問題。第一，任何強化台灣防禦能力的作法，都必將激起中國的憤怒反應，提高了冷戰轉化為熱戰的可能性，尤其是一旦日本公開介入；第二，這些動作可能正給中國口實，搶在美國完成提高嚇阻能力之前採取行動；第三，台灣民眾自己可能不願意抱持跟以色列人捍衛國家存亡同樣的嚴肅態度，來看待國家安全。

上周布林肯、蘇利文、楊潔箎與王毅進行的阿拉斯加會談後，已不可能重啟小布希與歐巴馬時代的「中─美戰略性對話」。「雙贏」外交早已遠離。

在阿拉斯加會議上，楊潔箎當著媒體的面不僅展現出刺蝟只有一項重大理念的態度，而且還全身都是刺。他宣稱美國一直是「居高臨下」，發言時間遠遠超過預訂的兩分鐘；指出美國應該解決自己「根深蒂固」的人權問題，例如種族（屠殺黑奴的長期歷史），而不是對中國說三道四。

解決根本人權問題

問題仍在於，拜登政府要多久才能發現自己所面對的台灣危機，不管只是輕微的「隔離」也好，或是全面的封鎖，甚至是兩棲奇襲？如果哈斯丁的看法正確，這將是「二次冷戰下的古巴飛彈危機」，但角色對調了，而台灣與美國的距離，比蘇聯到古巴更遠；如果史塔萊迪預料的對，台灣將更像1914年時的比利時，或1939年時的波蘭。

但我心中還有另一種類比。台灣帶給美國霸業的結果，會跟蘇伊士1956年帶給大英帝國的結果一樣：那正是一頭帝國獅子暴露自己是紙老虎的那一刻。當埃及總統納塞將運河國有化，英國首相艾登與法國及以色列組成聯軍，試圖以武力奪回運河。由於美國反對，促成英鎊遭到擠兌，英國以屈辱收場。

我倒不那麼覺得拜登政府會如卜威爾和澤里可所料，會結合軍事力量和金融制裁，對中國武力犯台做出回應。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早滔滔不絕地主張應以美國中產階級作為外交決策的後盾 。為台北挨打似乎不符此規畫。

至於拜登自己，是否當真願意為了這個曾經被季辛吉為了緩和冷戰而出賣的島嶼，而傷害他推動諸多經濟政策所籌謀的疫後繁榮？一旦台灣發生戰爭而引發金融危機，究竟誰會受傷較重？是中國，還是美國自己？在兩個超級強權之中，有一國的經常帳逆差達到GDP的3.5%（2020年第2季止），且國際投資淨部位接近負14兆美元，而這個國家並非中國。如果美國在1954年以來台灣的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危機之中亮相，國務卿的大名想必是媒體編輯難以釋手的下標人物。


得台灣者得天下


倒要想想這意味著什麼。50年前美國失去越南，結果並沒什麼大不了，除了不幸的南越民眾之外。在整個亞洲也並未出現骨牌效應，除了為柬埔寨造成人命的浩劫之外。失去台灣，或根本不為台灣而戰，將被視為美國在目前所謂「印太」地區主導地位的終結，這將應驗中國歷經兩世紀的失勢和屈辱之後，終於重返亞洲主宰權的長久假說。如此也表示，中國戰略人士認為包圍他們的「第一島鏈」成功突破，也等於將晶片神山台積電（2330）的掌握交在北京手裡（請記得，新的石油是半導體，不是數據）。如此肯定招來美元和美國公債的擠兌，台灣成了美國的蘇伊士。

狐狸能來去自如。但是，狐狸般外交政策的危險在於，當在意的問題太多時，有失焦之險。反觀刺蝟，卻深深了解一件大事。這件大事可能是，得台灣者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