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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諡文，封荊國公，因此後人稱王荊公。江西省撫州市東鄉縣上池村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北宋宰相、新黨領袖。
王安石文思敏捷，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稱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其亦擅長詩詞，流傳最著名的莫過於《泊船瓜洲》裡：「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王安石任宰相時曾發動改革，史稱「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著名的變法改革，希望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變法引起朝廷內部變法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激烈衝突，史稱「新舊黨爭」，變法也最終失敗。變法在歷史上的評價不一。
目錄
1 生平
2 名人軼事
3 年表
4 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評價
4.1 北宋
4.2 南宋至晚清
4.3 晚清到現代
4.4 國外
5 注釋
6 參見
7 參考書目
8 外部連結
生平
王安石父親為都官員外郎王益。王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寫文章時動筆如飛，看到的人皆佩服其精妙。19歲前的王安石隨父四處遊歷，接觸社會現實，深深了解民間疾苦。於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高中進士第四名，簽書淮南判官，去鄞縣當知縣。「起隄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嘉祐二年（1057年），任常州（今江蘇省常州市）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嘉祐三年十月下旬，被召回京師。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萬言書針砭時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嘉祐五年（1060年），為三司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宋神宗久慕其名。熙寧變法時，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為三不足之說。天變不足畏，即人間不關天，帶唯物主義色彩。祖宗不足法，強調社會在變革發展。人言不足恤，不必在意保守派。
1069年宋神宗時，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在中央設立改革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推行了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改革科舉制度，不再注重詩詞歌賦；改革官制，加強尚書省實權，裁冗官；改軍制，進行火器開發，推行保甲制度，注重練兵。1070年升任宰相(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派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用兵西夏，發動「熙河戰役」，收復了河湟（青海省東北部）失土，對西夏戰爭轉守為攻。
變法一開始就遭到官僚和地主的強烈抵制，在政府機構改革推行難度大，又急於求成，地方官員帶抵觸地執行，對一般民眾的生活產生不利影響。舊黨首領司馬光去信，希望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變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
《宋史》上說：「於是呂公著、韓維，王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慈聖、宣仁兩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說：「王安石亂天下。」而他也用人不善，陣腳不穩。終在1074年、1076年兩次被罷免職務。
宋神宗死後，原反對派首領司馬光（曾因與王安石政見相左而被排擠）在兩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任宰相，幾乎廢除了所有法案，從此新舊黨爭不斷。變法失敗後，安石則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司馬光的行動對他打擊很大。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寧府的半山園去世，宋哲宗趙煦追贈王安石為太傅，並命中書舍人蘇軾撰寫《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裡唯一沒有遭逢貶謫的人。
名人軼事
王安石為人特立獨行。據載，他常不梳洗就出門會客，看書入神時則會隨手拿東西吃，吃了魚食也不知道。署名蘇洵但普遍認為是偽作的《辨姦論》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寫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蘇軾和王安石也歷來不睦，王安石喜好驚人之言，蘇軾曾作文譏諷。民間也有不少兩人鬥智的故事，如馮夢龍《警世通言》中有「王安石三難蘇學士」一篇。
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評價
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
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
同朝的張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記：「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已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
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後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封建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後，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後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賢」傳統的一種表現；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著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晚清到現代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例如梁啟超曾評價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王安石的評價一度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後又更多的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文革結束後，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因此對王安石等改革家的評價趨向正面。
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認為當時北宋經濟發展水平高，「企圖作現代性的改革」，然而因為文化和政治的原因，最終沒有能完成轉變。
《登飛來峰》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昇。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李林甫
（683－753年1月3日），小名「哥奴」，號月堂，陝西人，唐朝宗室。
李林甫出自李唐宗室郇王房，是郇王李禕的玄孫，長平肅王李叔良的曾孫，華陽郡公、原州長史李孝斌的孫子，揚府參軍李思誨之子。李林甫性狡獪，無學術，善音律，為舅氏姜皎所愛。林甫的姨丈侍中源乾曜對他評價不好，他說：「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唐玄宗開元十四年，任御史中丞，歷任刑部、吏部侍郎，其中離間中書令張九齡，使之被貶。開元二十二年（734年）至天寶十一載（752年）間任宰相，追封太尉，揚州大都督，陰柔奸狡，人稱「口蜜腹劍」。又稱他為「肉腰刀」。李林甫專權十九年，蔽塞言路，排斥賢才，導致綱紀紊亂。後時多認為他正是使唐朝由盛轉衰的關鍵人物之一。
開元年間，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等皆以節度使之職入朝知政事。李林甫欲杜絕「出將入相」之源，嘗奏曰：「文士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專任大將，李林甫利用這些人不識文字，無法入相，以便鞏固自身的權力，但這一來使安祿山竟趁機亂階，間接造成安史之亂爆發。因與楊國忠相惡，死後為國忠所構陷，追奪官爵，時人以爲冤。
逸聞
《舊唐書·李林甫傳》記載，李林甫有一次寫信，將「弄璋」（〈書〉指生下男孩子。古人把璋給男孩子玩。璋：一種玉器。）寫成了「弄獐」。遂有人以「弄獐宰相」來戲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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