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 2012/09/26
既有經濟發展模式的典範轉移時刻已經來到，但政府的種種作為，仍是把降低生產成本視為重要的競爭力依據。台灣既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已到了某種極限，但馬政府根本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文╱柳嘉峰（台灣智庫國會政策中心主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政治博士）】
我們不能再走回頭路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八月失業人數為五十‧二萬人，失業率達四‧四％，創今年新高。如加計八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三‧四二％，合計痛苦指數高達七‧八二，遠高於鄰近各國。但約在同時間，美國保守派智庫卡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指出台灣的經濟自由度大躍進，從二○○九年全球的第三十名，進步到第十五名，比下美國、日本、南韓等國。
照主張自由市場派的說法，卡托的報告應會讓台灣感到高興，因為經濟自由度愈高，表示政府管制愈低，經濟應該更成長，但台灣經濟發展實況並非如此。問題出在哪裡？
國際大環境不好，影響出口，固然是一大原因。但這卻不能解釋，亞洲主要國家都面臨同樣的大環境，為何我們的痛苦指數最高。事實上，如果回顧台灣過去十幾年來的經濟發展，現在的經濟困境是長期累積而來。否則怎會上班族實質平均薪資倒退十五年，失業率逐年攀升，所得分配惡化??
降低代工成本 也求不了出口！
從較長遠的眼光看，這些現象透露了更深層的訊息：台灣既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已到了某種極限。更具體來說，也就是以往從事國際代工、以出口帶動成長的勝利方程式已面臨巨大瓶頸。如沒有從根本進行結構性的改革，雖然不會有馬上崩潰的問題，但問題會一直出現，挑戰會愈來愈大。換言之，既有經濟發展模式的典範轉移時刻已經來到，但需要多久時間，端視我們是否能「對症下藥」。
但如果看看馬政府最近開出的藥方，就會發現還是在「走老路」，根本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試舉兩個案子為例。
首先是有關「自由經濟示範區」。經建會主委尹啟銘在六月時曾公開指出，未來示範區應具三層意義，一是法規鬆綁，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與生產力；二是讓企業有一個自由、彈性高的經營環境；三是鋪陳為台灣走向區域經濟整合做準備。他還澄清，這並不是以往「開發區」的概念，如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也不是工資、外勞、租稅優惠等等的特區。
但這些美麗的宣示與澄清，最近被行政院長陳?自己戳破。不久前，陳?明白指示經建會，研議區內本勞與外勞基本薪資脫鉤。政務委員管中閔也說贊成脫鉤，還主張外勞配額鬆綁可放寬至四○％。說穿了，為吸引外資、中資及台商回流，馬政府仍打算繼續沿用降低成本的代工優勢來維持出口的暢旺，進而帶動整體經濟成長。請問，這跟以前的經濟發展思維有何不同？
基本工資不調 就能維持競爭力？
其次是有關最新基本工資調漲生變。勞委會本來好不容易在八月初召集勞資學政，就明年基本工資調整建議案達成共識。月薪從現行新台幣一萬八七八○元調高至一萬九○四七元，增加二六七元。時薪則採兩階段調整，從現行一○三元，調高到一○九元。若經濟情勢無重大變化，一○三年將再調高為一一五元。
但案子送進行政院後，卻遭到反對與圍剿，理由是經濟環境不佳。於是有所謂「時薪先漲，月薪緩漲」的主張出現，即明年元旦起，時薪先調至一○九元，後年再調至一一五元；月薪等景氣好轉再調。
這樣的政策逆轉，在過去「拚經濟」的口號下，早已司空見慣。說到底，還是怕企業因勞動成本提高，影響其競爭力。而其背後的政策思維，和前一個案例一樣，仍是把降低生產成本視為廠商重要的競爭力依據之所在。
如果上述案例所顯示的政策大方向不變，期待馬政府在剩餘三年多的任期內，對台灣經濟困境的突破提出有效對策，根本是緣木求魚。
但我們總不能坐以待斃。至少在野勢力與公民社會，都還能做些事，影響政策走向。
民進黨曾在二○一二總統大選提出「在地經濟」、「發展以增加就業機會為導向的經濟成長模式」等主張，並煞有其事地提出＜台灣新世代社會經濟決議文＞，似真想為經濟典範翻轉做出新的嘗試。但隨著敗選，這些主張似已被拋到腦後。難道當初是提假的？如何期待下次選民會相信？
經濟典範翻轉 必須有對的政策
所幸，民主化後的台灣，還有許許多多的個人與團體，充滿活力，前仆後繼。不僅提出許多新的經濟成長價值與主張，還身體力行。我們看到了苗栗大埔徵地以及國光石化案被迫調整或停止；農家子弟楊儒門創立農學市集，為小農找到出路，並在各地被仿效開枝散葉；最近還有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楊宇帆，在家鄉關廟種有機鳳梨，公開寫信給馬總統，提醒他要用對的政策，來鼓勵青年返鄉務農。
楊宇帆在信上說：「我們這群新農人就像是你栽種下去的作物，期待你多花點時間去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完整的產業結構，不用農藥，不用化學肥料，給我們時間，到時自然就會產出甜美的果實，我們還年輕，可以等。」他在結語時更說：「我們依舊對國家的未來有信心，並且充滿自信，這也是我們勇於返鄉的動力，年輕就是本錢，大家一起加油，期待你能聽到我的聲音。」
多麼令人動容的語句！朝野兩大政黨能不汗顏？